中国正处于环境敏感期，血铅超标事件的频发，也不过是环境敏感期的一个缩影。但是，和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PX事件相比，血铅超标事件在舆论场的相对“冷清”与该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极不对称。可以说，血铅超标事件集中反映了环境敏感期的多重矛盾。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总体布局的问题。早在2011年就有研究文章称，根据各媒体对近十年各地发生“血铅事件”的报道分析，“血铅”的走向是已经慢慢从东部沿海地区逐步蔓延到西部地区，比如早些时候的浙江、广东贵屿等地因为重金属冶炼造成当地人血铅超标，而现在，“血铅事件”多发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而表1统计的2008年以来的血铅超标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点，统计的25个事件中，一半以上发生在中西部地区。中国的复杂性之一就表现在生产力梯次分布的历时性与全国一盘棋的共时性上，如何在产业梯次转移时实现升级，无疑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此外，中央与地方（部门）的矛盾，也不容忽视。中国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经说过，规划环评所注重的长期利益、全局利益，与“重审批轻规划”的部门利益和“短平快出业绩”的地方利益相冲突。
环保监管与执行问题。一系列血铅超标事件，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都没有监管。如2009年9月，湖南嘉禾爆发血铅超标事件之前，郴州市环保局已经10次发现涉事企业存在的污染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安徽怀宁的血铅超标事件曝光前，“当地环保部门也多次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罚，责令其停产整顿”。网民的质问——一再的血铅超标事件，为何起不到举一反三的警钟效果——几乎适用于每一起事件。郴州市环保局监察支队支队长肖海波坦承，相关法规赋予环保部门的刚性手段不多，以至于强制力不强，也导致执法效果打了折扣。环境敏感期，法律层面的给力备受网民期待。
劳工权益、居民权益和儿童保护问题。纵观2008年以来的25起血铅超标事件，受害方主要有工厂工人、当地居民和儿童和三类。如果说环保还仅仅停留在客观的“环境”层面，这些受害者则将污染问题直观地上升到“人”的层面。早在2011年就有研究对此发出了警告：“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已然没有了妥协的余地。几十年的粗放式发展不仅损害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使得人们当前的生存面临环境危机。如果地方政府继续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类似的事件将会更频繁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
官员素质与网民期待不匹配的问题。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面旗帜。但是，一系列血铅超标实践表明，地方政府并没有把这一发展理念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去，畸形的政绩观念仍然困扰着不少领导干部。此外，此次湖南衡东事件发生后，竟然有官员称，超标原因不能确定，嘴里咬铅笔“也可能超铅”。此举不仅暴露了部分官员的无知（铅笔笔芯并不含铅，而是由石墨和粘土制作而成），尤其暴露了更深的问题。有网民就称之“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不负责任、遇事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之盛让人瞠目结舌”。如果干部如此，经济社会转型又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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