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时期，正值19世纪上半叶清代中期向后期(即近代)过渡阶段，也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约半个世纪。以往学界一般认为，乾隆朝以后中国陶瓷对外贸易趋于衰落，但随着近几十年来水下沉船实物资料的相继披露，对此时段中国陶瓷的对外贸易状况有了新的认识。
本文试结合所发现此时段的部分实物与文献资料进行综合研究，以揭示19世纪上半叶中国陶瓷对外贸易持续发展、依然活跃的状况。只是相较于16至18世纪，此时段的外贸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从传统的欧洲市场淡出，在美国市场掀起小高潮，东南亚市场则成为新重心，日本等地也有少量贸易。在此期间，中国外销瓷生产格局亦发生变化，转向粗放经营和薄利多销，出口量大，产品较粗糙。而由于主要市场接近中华文化圈，此期外销瓷产品造型、装饰等又回归到较传统的中国本土风格。
对于清代陶瓷外销的研究，学界讨论一般集中于16至18世纪，而对于19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陶瓷对外贸易情况的讨论和重视似乎不够充分，或笼统地认为该时段中国陶瓷对外贸易趋于衰落。笔者通过相关考察认为，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陶瓷外销应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欧洲市场淡出，在美国市场掀起小高潮，以东南亚市场为新重心，与日本、琉球岛等地区也有少量贸易往来。贸易重心转移东南亚市场的中国外销瓷转向粗放型生产，出口量大，产品较粗糙，产品造型和装饰等回归到较典型的中国本土风格。该现象印证了一些海关史学者的观点：实际上，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海商在环中国海地区仍保持着与17、18世纪相当的规模。在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的陶瓷出口量仍不容小觑，与东南亚地区保持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并持续发展。
一 总体面貌——重心转移、涨消并存
与16至18世纪中国陶瓷对外贸易以欧洲市场为主的局面相比，19世纪上半叶中国陶瓷在国际市场的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并未完全衰退、萎缩，确切地说，应是市场重心发生了转移。在不同区域，贸易的规模涨消并存。在这一阶段，随着欧洲的华瓷消费市场趋于饱和，欧洲多国的本土瓷器生产走向正轨，欧洲市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日趋下降;美国的华瓷消费市场在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20年代之前迅速打开，又在1820年以后日趋萎缩;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则成为中国陶瓷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与中国的陶瓷贸易规模仍较为有限。
(一)欧洲
18世纪下半叶，由于欧洲华瓷消费市场趋于饱和、部分国家初步掌握了制瓷技术等原因，欧洲诸国对中国陶瓷的需求开始呈现下降趋势。1799年，主要经营中国瓷器运销欧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倒闭。18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进口中国瓷器，欧洲多国为保护本国利益，进一步通过提高关税等政策对中国瓷器进行限制。19世纪上半叶，随着制瓷技术在欧洲的进一步普及，欧洲本土所产硬质瓷已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对欧洲的瓷器外销进一步萎缩。
早在1783年之前，中国瓷器便陆续出现在美洲大陆，主要由欧洲殖民者带入。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美国纽约起航驶往中国，于8月28日抵达广州黄埔港，满载人参、棉花、皮毛、胡椒、铅等货物。同年12月27日，该船从中国满载货物返回美国，包括2460担红茶、562担绿茶、962担瓷器、400匹丝绸等，正式开启了包括陶瓷在内的中美直接贸易的篇章。
1820年前后，中美陶瓷贸易达到一个高峰。如在1816年，265箱青花茶咖具、600箱茶具和102箱混合瓷器，出现在John Jacob Astor的一张瓷器订单中，总值约7304.86美元;1817至1818年，商人Robert Waln、John C.和William H. Smith从Caledonia号美国商船中购买了3000箱瓷器。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中美贸易的商船数量明显下降，在1833至1834年的贸易季度里，从广州返航美国的43艘商船中只有4至5艘船装载瓷器，总数不过1322箱，仅需4至5艘货轮即可完成装运。
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中国市场突然打开，中美直接贸易航线的开通，使得自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持续大量进口中国瓷器。但随着欧洲瓷器产业的发展，其供应能力大幅度增强、产品更符合美国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便迅速占领了美国市场，使得中国瓷器从这一时期的美国市场淡出。
(三)东南亚
19世纪上半叶，在面向东南亚市场方面，中国瓷器持续保持了规模可观的出口量。1822年1月，从厦门港出发的一艘50余米长、15米宽的大型中国商船——“泰兴号(Tek Sing)”驶往印度尼西亚，在勿里洞岛和邦加海峡之间的加斯帕海峡罹难沉没。1999年，“泰兴号”沉船被澳大利亚某商业团队打捞，并于次年在德国纳高拍卖行进行拍卖，出水器物35至36万件，基本以陶瓷为主，该数字尚不包括未被打捞、遗留在水下的大量瓷器〔图五〕。此外，沉没于新加坡附近的道光晚期(约1845)的“迪沙鲁号”沉船(Desaru Wreck)于2001年5月被发现，陆续打捞出陶瓷共约69726件〔图六〕。关于该时期中国陶瓷对东南亚外销的文献资料，有一份东印度公司的货物清单，记录了在道光四年(1824)一月二十五日，一艘从厦门驶往新加坡的贸易商船，起航时所载货物内容包括32种各式尺寸、样式的陶瓷器660250件、地砖10000件、笠石200块、1.2万把黑纸油伞，以及丝绸、烟草、干果、砂糖、茶叶等。另据1821年英国国会文件记载：“中国商船每年驶往爪哇、婆罗洲北部和西北诸港、苏禄群岛、望加锡及苏门答腊的一些口岸??从中国出口的货物主要是粗陶瓷、丝织品、茶叶、家具以及其他华侨的日常用品。”约翰·克劳福德在其1830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到：“供暹罗国国内大众市场消费的较粗糙的陶瓷器为本国所产，稍好一些的瓷器都是从中国进口，而且数量十分可观。”可见该时期中国面向东南亚的陶瓷贸易仍保持了相当大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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